多年以前，约翰奥康纳在和一位叫桑德拉的女子的约会上显得很大胆。他不仅仅约她再出来一次，而是雄心勃勃地约了她次还多。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一对愉快的夫妻。而她就是现在的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

　　我们一直在观察人们太过冒险的例子。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太胆小了。社会领域是我们应该有更多冒险的重要领域。

　　相对于我们而言，社会性的失败对古代人来说代价可能更加高昂。要记得，直到最近，人们还是从出生到老死都和同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注定要成年累月地听着人家说他犯的错：这群人会围着篝火而坐，取笑那个“猴急的家伙”。

　　对古人来说，社会性的错误有时还不仅仅会使人们无休止地拿他们打趣，它还可能引起致命的后果。在我们祖先那时的危险世界里，单个的人不会过得很好。错误地冒犯了一群人以及一个社交冒险都会很快演变成一场噩梦。在雅诺马马人中，被扫地出门的人有时可能会被邻邦收留，但也可能被他们杀死。

　　所以我们的祖先在许多情况下都很胆小，这样是对的。与此相对照，想想如果约翰奥康纳被拒绝的话会怎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他还可以接着找嘛。我们开玩笑说人与人之间有着6度的隔离，而我们的祖先之间没有任何隔离。

　　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类似的变化。我们的祖先获得刺激的方法很老套：他们冒险。想想那个以“雪人”闻名的人。大约5000年以前，他去欧洲冒险，结果冻死在冰川里。由于保存得十分完整，人们现在还可以去博物馆瞻仰他。

　　对于雪人来说，一个职业上的错误可能会致命。但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冒险的举动如在一家财务状况不怎么好的互联网公司任职而且也失败了的话，我们不会毙命。更常见的是，我们会找到一个新的工作，薪水也更高。如果失败的次数多得可观，我们还可以出一系列的书，就像美国东部赌王特朗普那样。

　　如果只依赖本能的话，我们可能会在职场生涯中显得过于软弱。

　　埃德蒙希拉里爵士率领一群人首先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他说过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次我都快要吓死了。但是恐惧也可以成为一个刺激因子……你可以常常把自己的潜力发掘到曾经以为不可能的境界。”好消息就是我们不必通过爬山才能享受冒险的强烈刺激。贪婪在快乐的脚踏车上飞转

　　“如果您认为花钱买不到幸福，那是因为您的钱还不够多。”一则招聘广告如是说。额外的钱，特别是来得出其不意的时候，肯定会让每个人的日子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似乎如果有了足够的钱，我们以后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事实上，让美国人说出一个能最大可能地改善生活的变化时，最常见的答案是“更多钱”。

　　为了赚钱并寻求事业的进步，美国人比以往工作得都更加卖力。从前，富人都以闲暇闻名，现在甚至最富的人也都在办公室里花上更多的时间，而假期却在变短。所有这些辛苦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毫无快乐可言的物质主义。

　　1972年以来美国人的平均收人（考虑到通货膨胀）已增加了40%还多。每一年，研究者都在问：“您觉得生活有多幸福？”虽然我们的钱更多了，车子更安全了，房子也大了一倍，我们的回答仍然表明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满意度毫无变化。同样，1958年以来日本人平均富了3倍，而他们也认为在幸福方面没有进展。所以，我们是更富了，但没有更快乐。

　　结论显得很明确，但也令人困惑：深刻而长久的幸福感并非来自物质状况的变化。虽然赚取金钱、电视和汽车令我们快乐，但拥有这些东西却并不能令我们感到幸福。

　　除了现金，其他许多因素对快乐的影响也很小，这令人意外。例如，中西部的绝大多数人都把严冬看成是造成他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并且想像加利福尼亚的人们会更加快活。加利福尼亚人确实喜爱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他们却表明自己并不比中西部的人们更加快乐。

　　怀疑吗？也许有人在说谎，说他们很快乐而实际上悲惨得很，反过来也如此（可能是加利福尼亚人想确保外地人别迁到他们那儿去）。我们该不该相信这些自我报告的幸福程度呢？由于幸福难以从外部衡量，所以除了简单地问一下人们感觉如何之外，很少还能找到什么事实为依据。其中之一公认为对幸福（或者更精确地说，不幸福）不完善的测量标准是自杀。

　　如果钱能让我们更幸福，那么穷国的人们可能会比富国的人更想自杀。但事实并非如此。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们乘坐一闪而过的新干线去从事高科技工作。1998年日本的自杀率位居世界前列，仅稍次于芬兰这一富裕的国度。

　　在富裕的美国，1999年有3万人自杀，另有50万人因企图自杀而住院。年轻人自杀的比死于艾滋病、癌症和心脏病的加起来还要多。

　　根据对幸福的物质主义观点，也可以预测在任何一个国家穷人会更多因自杀而死。又错了。在美国青少年中，自杀是第三大死因，而对于那些上大学的更富的孩子，自杀则位居第二。同样，美国黑人整体上更穷，但他们的自杀率比其他美国人低得多。

　　自杀仅是忧郁冰山之一角。2500万美国人每年都会患严重的抑郁症。又有数千万人感受到周期性的不快。我们被恰如其分地标识为百忧解之国。富人和富国从未有过如此的物质繁荣。然而，更多人却空前的抑郁、轻生。

　　天生贪得无厌

　　我们的贪婪和不快乐应归咎于谁呢？广告确实对我们欲望的膨胀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是世界各地的穷人也和美国的雅皮士一样追求物质目标。技术水平低下的社会中的人们看到西方消费品时，马上就会希望拥有冰箱、抗生素、迈克尔乔丹牌恤等，觉得拥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心满意足了。不义之财的诱惑强大而自然。

　　南美的土著居民雅诺马马人生活在委内瑞拉和巴西交界处附近的热带森林里。1964年，人类学家拿破仑契农去和他们一起生活时，没有电视或其他媒体影响这个部落的欲望。他们缺少技术和工业的生活方式就像是通往我们过去进化年代的一扇窗子。

　　雅诺马马人仅靠最原始的工具和武器就能获得许许多多的食物。他们采蜜（蜜是他们喜爱的食品），照料大蕉园（大蕉是香蕉和土豆的杂交作物），捕猎野猪、猴子、鸟儿甚至还有少量的蛇。他们也吃棕虫和蠕动得像蛆一样的美味。

　　这些人生活的地方没有电视广告，也没有公司向他们推销产品，但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对财产的渴望。契农到了雅诺马马人那儿不久，他带去的所有东西，包括衣服、工具、药品和食物等几乎都被抢光了。

　　事实上，契农哀叹说，在和雅诺马马人一起生活的年多的时间里，人们经常缠着他要这要那，从火柴到手电筒到斧子。令他“痛苦不安”的是，甚至他在雅诺马马人中最好的朋友也不过是想方设法进入他锁起来的小屋里去偷东西。

　　契农的经历和其他人类学家的经历相似。生活在非工业社会文化中的人最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人们“敲门”向他们要食物、水、药和武器。占有物质的欲望是人类的通病。进攻性的广告战可能会刺激并强化我们体内怪兽的占有欲，但是这头怪兽在我们所有人体内游荡。

　　不出所料，遇到诸如中奖和出车祸这类事情的时候，中奖者欣喜若狂，而受害者则绝望不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人的幸福感又回到了那些既没有中奖也没有遭遇祸害的人们的平均水平。据报道，中奖的人在获得意外之财后甚至一年都不到的时间里其平均满意度就有所下降，并不比一般人的高。

　　参加拍摄音乐电视《真实的世界》）的人有类似的经历。拍摄一组典型画面时，个年轻人免费住进了一座价值几百万的房子，里面摆满了豪华家具。一开始，他们完全被新的环境冲昏了头脑，激动万分。但是不久就陷入了焦虑和不快。所以人们能很快适应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改观。而另一些研究对象，就是在事故中瘫痪的人们，他们又是什么情况呢？事故发生一年后，据报道，受害者的平均满意度为3分（总分是5分），比总的平均水平4分要低，但是远远高于绝望者的满意程度。

　　这些结果变得广为人知，因为它和大多数人想像的不一样：幸福感的变化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比我们想像的要消失得更快。克里斯托弗里夫1978-1987年主演《超人》(1-4)译者注〕的故事典型地描述了经历过悲剧的人们--像我们研究中遭遇意外的人们一样的情感历程。

　　1995年春天，克里斯托弗里夫在比赛中摔下马之后变得四肢瘫痪。里夫本是有超人之称的著名演员，但是现在他作为明星的特权一下子消失了，生活就是围着轮椅、理疗转，还得用海绵擦澡。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他觉得生活全完了，还想过：“为什么不死呢，也省得给大家添麻烦？”

　　但仅在几年里，里夫就又回到了公共舞台上，他开始积极资助脊髓研究。1996年，他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做了发言。1998年，在<后窗》）的重制中和达丽尔汉纳一起担任主演。他现在还离不开轮椅，脖子以下的部位都控制不了，但是他的“乐观主义毫发未损”，而且他信心百倍地宣称：“当我放眼未来时，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局限性。”

　　里夫的故事和许多从灾难中活过来的人的故事相似。意外之后，会有一段阴霾，但是希望会重现。这种情感的次第出现非常普遍，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规律。而且，人们预料不到他们会从消极的情绪中恢复过来。事实上，里夫回忆当人们告诉他可以从情感上恢复过来时，他只简单地回了句：我不信。”

　　所以如果您想预测今天一个人有多幸福，不要问其职业、收人、爱情生活，甚或他们能不能走路。令人惊讶的是，最有用的数据是简单描述一下他或她在20岁（或者甚至是6岁）的时候有多幸福。

　　情绪本质上是性格的产物。有些人生来就乐天。看起来有用的一些信息如年龄、性别、种族和财产状况所提供的预测性进展几乎都没有超过这一简单假设，即：人是分为快乐的和不快乐的。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再想一想，如果有丰厚而免税的百万美元掉到您的膝盖上，您感觉会怎样？您的狂喜会不会消失，甚至当您在某个热带海滩晒着太阳点着成票子的时候？事实上，一年之后您不会比今天更快乐。这看起来不可能，然而，我们的幸福感虽然受到这些短暂的事物的影响，却不会受制于它们。

　　生活的变化带来的强大而短暂的影响和微小但长期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对比形成了人之为人的一个矛盾。为了解开这一谜团，我们必须学习这么一点：为什么让那些找不到快乐的人仍然相信能够快乐起来会使我们的基因受益。追逐钱兔）赛狗的主人知道怎样利用一个假兔子来制造激动人心的比赛气氛。赛狗们以为它们很快就可以饱餐一顿兔肉了，但是它们永远都抓不到那个猎物。为了娱乐观众，跑道还设计来让兔子处在刚刚离狗前头不远的地方。

　　幸福是基因的一个工具，用它来引诱我们做出能使其受益的行为。兔子奔跑是为了促进跑道主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狗。同样，我们向难以捕获的目标奋进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促进基因的利益。

　　虽然永远都不会到达终点，我们还是天生就感到，如果再往前走一小点，永远的幸福就是可能的。或许通过工作或者抽奖我们可以获得幸运的休息机会。一旦当前的危机过去，一切都会更好，我们的问题也会无影无踪。由于梦想总是离我们有一步之遥，我们会通过无情的工作来改善处境。

　　这种无情的系统产生的一个后果是我们很快就能适应自己的大运。例如，“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1976年赚了几百万美元。但由于花费的比收入的还多，他不幸债务缠身。那一年他挥金如土，有一次光吃一顿花生酱和香蕉三明治就花了3.5万美元。虽然我们希望能在开支允许的范围内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本能却促使我们改变行为方式，所以我们总会生活得捉襟见肘。

　　【本文节选自《欲望之源》，作者：特里·伯纳姆，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